对话人：

王键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王玉芬代表（湖北省翔宇教育集团董事长）

鲁善坤代表（重庆市第一中学校长）

周洪宇代表（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

【阅读提示】

数据显示，现在进城务工人员多达2.4亿，他们的背后是多达1500万的随迁子女，每8个城镇儿童中就有一个是流动儿童。这些孩子能否在城市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顺利融入城市生活，关乎社会和谐、教育公平。

“高门槛”缘于资源少

【难点】：国家已经确立了解决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政策，但优质学校资源稀缺、某些定点学校距离较远、打工子弟学校条件太差等现象依然是现实。

王键：“高门槛”的设置是资源不足的显性体现。政策的出台表明了国家对解决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问题的决心，但硬件设施差、师资力量薄弱等情况不可能在短时间得到解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应当大力加强农村的教育资源。

许多进城务工人员将孩子带入城市，甚至还有部分务工人员进城是以让孩子享受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为目的，都是因为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相对较差。如果城市和农村在教育资源，尤其是在义务教育阶段，能够平衡、协调发展，对于进城务工子女上学难问题的解决，将有很大帮助。要将政策落到实处，为更多孩子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王玉芬：对进城务工人员来说，子女进城上学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城市高物价水平下的“家庭单独租住”的成本和基本生活消费的压力，还有城市学校较高的显性和隐性的求学成本。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难，除了他们的自身经济压力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现有城市公办学校在资源配置、学校布点、教学内容，包括作息时间等等方面也没有太多考虑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的需求。

有学上，而且要有好学上

【难点】：一些地方要求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时，需要提供五证或者三证，但是，其中的一些证件需要进城务工人员回老家才能开具。这些规定无形中将一些孩子再次挡在学校的门外。

王玉芬：现在紧要的是如何落实好政策。在数量上，严格要求公办学校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敞开校门，改善现有打工子弟学校的条件，大力扶持民办学校，鼓励支持社会力量捐赠筹办学校；在经费上，建立完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公共教育经费流转制度，当他们的子女离开流出地时，其相应的教育经费可参照社保资金的方式流转，为其在流入地就读提供保障，减轻流入地政府及学校的财政负担。

王键：户籍制度是国家人口管理的重要制度，所以各地政府可以考虑与居住权挂钩。比如以半年为期，规定那些在一个地区工作半年以上的进城务工人员，其子女就可以享受在当地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义务教育，不应该区分城市还是农村，东部还是西部，是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

鲁善坤：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难的问题，应该有一种督导和评估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监督地方政府承担该责任的落实情况，督导范围要涵盖硬件投入、教学质量、师资力量，并要跟踪评估，保证他们能“有好学上”。

在南京市，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入学，跟当地居民完全是同等的，叫“三同待遇”，就是同城待遇、同班教学、同等的教学质量，这些经验值得借鉴。

呼唤以人为本的制度设计

【难点】：国家的义务教育法保证了进城务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但他们在流入地无法参加高考仍然是一个难题。由于各地上大学机会差异较大，问题的解决也“相当复杂”，需要全盘考虑、审慎推进。

周洪宇：我认为可以建立一种合理的积分体制。即选择一些必要的因素，将这些因素按照不同的权重进行积分。比如，父母子女从流出地到流入地的时间的长短占30%，子女在流入地读书的时间长度，占30%，父母对当地的贡献的大小，比如纳税总量，占30%，是否在当地有住房、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情况等其他因素占10%。教育职能部门每年公布当地高等教育资源供需的总体情况，每个适龄儿童及其父母在入学前一年便可以了解该情况和自己的排名，以决定是否在当地参加考试。

王玉芬：我们可以逐步变“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机制为常住地人口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流入地政府要把常住人口纳入城市公共服务范围，突破户籍限制，试点开放城市高中阶段教育和以后的升学制度，建立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受教育的长效的教育管理体制。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经提出，要制订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我认为可以从一些城市进行试点。